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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名者的诗节/1


魏玛史学习中的一名历史生怨念…。
这个坑不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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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德尔斯坦先生总是教导我不要听信他人言语,不论是谆谆教导还是一时善心。
他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疲惫地交叉起十指,把大拇指抵在太阳穴上。他向来姿态优雅又谈吐有礼,因此怎么样的话在他说来都不显得难听——那些话就像是紫色的宝石,闪着亮光,显得优美极了,却棱角伤人地掉落在我的掌心,又化成一滩冷冰冰的水,看起来漂亮,想起来凉薄而不带人气。 “别听信他们,路德维希,他人之言就是毒药,既然我们生活在废墟上的旧大陆,那就只有想着害人的恶魔在街上横行。”他冲我冷言冷语地——我知道那冷漠不是在对我——低声说着,那时候即使他坐在沙发上,我还是刚过他的膝盖,于是他就把我抱到膝上,“路德维希,本来是有人同你沿袭一个姓氏的,你们本应相互扶持...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,似乎飘散在了光线昏暗、陈设古旧的厅室内,我感觉到他下颌微弱的战栗,仿佛在忍受回忆的潮水。
那是我第一次听人提起我的哥哥,他从漫长黑暗的时光中冲我回头,一道暗金色的光在某一个瞬间映亮了他与我肖似的脸庞,仿若流陨的星辰,又即刻变暗。我希望那光缕能再亮一些,再久长些——但埃德尔斯坦先生不常有呆在家的时候。后来我才知道一个音乐家在那时候的生活有多难以为继,他几乎每天都在市里奔波,有时候人家会请他去奏乐,那么他就会离开几天,有的时候是去柏/林或者波/茨/坦,有时候是去山那边的萨/尔/茨/堡,在那之前他就会带着我穿过小半个城区去找他的朋友——他有个旧识正好在暂居在慕/尼/黑,身量不高的小法/国人,能说调笑自如的德语,战争开始前能在这里占据一席装横舒适的复式公寓的人非富即贵,那时我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件事情。但是这种认知随着时间反而褪了色——那年我差不多懂事了,德/意/志/兰被赔款拖得奄奄一息,高/卢雄鸡们连同比利时人一起开进了鲁/尔,政府除了缩在柏/林怂恿矿工罢工之外一无所为,法/国人赶人出城,德/国人一把一把地印钞票,然后钞票就成了废纸。商店的价格一天能翻二十倍,一个鸡蛋的价钱能抵上老时代柏/林的全部地皮。
那些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罗德里赫先生,他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绑在了萨/尔/茨/堡山的那一边——奥/地/利克朗换德/国马克的走势日渐高昂,就像是几年前的镜像,那时候火车站里常常有人跳上火车就为了去萨/尔/茨/堡喝个痛快,而现在慕/尼/黑的酒馆儿里挤满了奥地利人——不止是奥地利人,这里最豪华的旅馆里住的都是些外国人,他们在自 己的国家里领着救济金,却能转头来这儿花天酒地。慕尼黑再一次地像一九一九年一样一点就着,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这么仇恨过他们的高/卢邻居和瑞/士邻居,从来没有这么责骂过十一月的罪犯和背后的匕首。但我那时候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:我天长日久地呆在那法/国人的家里,他似乎也是赋闲在家,我们成天无事可做,他兴致勃勃地教我法语(罗德里赫先生知道之后也不置可否,“年轻人应该学点外国话,这样长大之后就不会偏听一面之词,”他说,“就是别跑去那些个小啤酒馆去说就好。”)他家很是宽敞,我睡在楼上,和他的卧室隔了道走廊,我要是起得晚了些就能听见他奋笔疾书的声音:我少进他的卧室兼书房,那儿仿佛是个大革命前沙龙的遗迹,随便哪个角落都能找到奇珍异宝(我亲眼在一叠纸的最顶端见过骑手的手稿),他也不介意我乱跑,只是似乎我生来就对文学少有兴趣。
那法/国人姓波诺弗瓦——和他的爱好互相映衬——我每每直呼他的姓氏,他也不很介意,但会偶尔逗弄我:“叫我哥哥,小维吉,叫我哥哥。”
“只有您才给我起这么孩子气的名字,”我不满地呛回去,“我都没管亲兄长叫过哥哥——我都没见过他。”
那是个晴朗无云的秋日早晨,波诺弗瓦披着晨衣,叼着烟斗,靠在窗户边上,法兰绒的睡衣在淡色的日光下显现出极为苍白的竖条纹,他就像是镶嵌在厚窗框中的一副人物画。他停顿了一阵儿,只是懒洋洋地继续吞云吐雾,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。“基尔伯特,你哥哥叫基尔伯特。”
我让这个名字在舌尖上停留了一会儿,感觉到一阵发涩的苦味儿。这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个美/国人,要么就是鲜为人知的史诗里摘来的词儿,沉甸甸,霉乎乎。Gil-bert,我把这个名字和姓连在一起说了几遍,像是在喝冻住了的苦啤酒。
那流星的火光一划就过去,连让他给我留下一个忍俊不禁的微笑的时间都不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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