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ini_FoghornAfar.

魏玛史学习中的一名历史生怨念…。
这个坑不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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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德尔斯坦先生总是教导我不要听信他人言语，不论是谆谆教导还是一时善心。
他每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疲惫地交叉起十指，把大拇指抵在太阳穴上。他向来姿态优雅又谈吐有礼，因此怎么样的话在他说来都不显得难听——那些话就像是紫色的宝石，闪着亮光，显得优美极了，却棱角伤人地掉落在我的掌心，又化成一滩冷冰冰的水，看起来漂亮，想起来凉薄而不带人气。 “别听信他们，路德维希，他人之言就是毒药，既然我们生活在废墟上的旧大陆，那就只有想着害人的恶魔在街上横行。”他冲我冷言冷语地——我知道那冷漠不是在对我——低声说着，那时候即使他坐在沙发上，我还是刚过他的膝盖，于是他就把我抱到膝上，“路德维希，本来是有人同你沿袭一个姓氏的，你们本应相互扶持...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似乎飘散在了光线昏暗、陈设古旧的厅室内，我感觉到他下颌微弱的战栗，仿佛在忍受回忆的潮水。
那是我第一次听人提起我的哥哥，他从漫长黑暗的时光中冲我回头，一道暗金色的光在某一个瞬间映亮了他与我肖似的脸庞，仿若流陨的星辰，又即刻变暗。我希望那光缕能再亮一些，再久长些——但埃德尔斯坦先生不常有呆在家的时候。后来我才知道一个音乐家在那时候的生活有多难以为继，他几乎每天都在市里奔波，有时候人家会请他去奏乐，那么他就会离开几天，有的时候是去柏/林或者波/茨/坦，有时候是去山那边的萨/尔/茨/堡，在那之前他就会带着我穿过小半个城区去找他的朋友——他有个旧识正好在暂居在慕/尼/黑，身量不高的小法/国人，能说调笑自如的德语，战争开始前能在这里占据一席装横舒适的复式公寓的人非富即贵，那时我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件事情。但是这种认知随着时间反而褪了色——那年我差不多懂事了，德/意/志/兰被赔款拖得奄奄一息，高/卢雄鸡们连同比利时人一起开进了鲁/尔，政府除了缩在柏/林怂恿矿工罢工之外一无所为，法/国人赶人出城，德/国人一把一把地印钞票，然后钞票就成了废纸。商店的价格一天能翻二十倍，一个鸡蛋的价钱能抵上老时代柏/林的全部地皮。
那些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罗德里赫先生，他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绑在了萨/尔/茨/堡山的那一边——奥/地/利克朗换德/国马克的走势日渐高昂，就像是几年前的镜像，那时候火车站里常常有人跳上火车就为了去萨/尔/茨/堡喝个痛快，而现在慕/尼/黑的酒馆儿里挤满了奥地利人——不止是奥地利人，这里最豪华的旅馆里住的都是些外国人，他们在自 己的国家里领着救济金，却能转头来这儿花天酒地。慕尼黑再一次地像一九一九年一样一点就着，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这么仇恨过他们的高/卢邻居和瑞/士邻居，从来没有这么责骂过十一月的罪犯和背后的匕首。但我那时候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：我天长日久地呆在那法/国人的家里，他似乎也是赋闲在家，我们成天无事可做，他兴致勃勃地教我法语（罗德里赫先生知道之后也不置可否，“年轻人应该学点外国话，这样长大之后就不会偏听一面之词，”他说，“就是别跑去那些个小啤酒馆去说就好。”）他家很是宽敞，我睡在楼上，和他的卧室隔了道走廊，我要是起得晚了些就能听见他奋笔疾书的声音：我少进他的卧室兼书房，那儿仿佛是个大革命前沙龙的遗迹，随便哪个角落都能找到奇珍异宝（我亲眼在一叠纸的最顶端见过骑手的手稿），他也不介意我乱跑，只是似乎我生来就对文学少有兴趣。
那法/国人姓波诺弗瓦——和他的爱好互相映衬——我每每直呼他的姓氏，他也不很介意，但会偶尔逗弄我：“叫我哥哥，小维吉，叫我哥哥。”
“只有您才给我起这么孩子气的名字，”我不满地呛回去，“我都没管亲兄长叫过哥哥——我都没见过他。”
那是个晴朗无云的秋日早晨，波诺弗瓦披着晨衣，叼着烟斗，靠在窗户边上，法兰绒的睡衣在淡色的日光下显现出极为苍白的竖条纹，他就像是镶嵌在厚窗框中的一副人物画。他停顿了一阵儿，只是懒洋洋地继续吞云吐雾，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。“基尔伯特，你哥哥叫基尔伯特。”
我让这个名字在舌尖上停留了一会儿，感觉到一阵发涩的苦味儿。这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个美/国人，要么就是鲜为人知的史诗里摘来的词儿，沉甸甸，霉乎乎。Gil-bert，我把这个名字和姓连在一起说了几遍，像是在喝冻住了的苦啤酒。
那流星的火光一划就过去，连让他给我留下一个忍俊不禁的微笑的时间都不够。